上海百年租界史（回憶篇）－「洋涇浜」英語
譔文：小栓 圖文提供：上海檔案館

　　明末清初,歐洲傳教士作為中西文化的載體和文化傳播的使者,他們為播西方文明而來,為傳中國文化而去,從而把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個規模空前的新階段。但是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長期落後於世界，隨著鴉片戰爭之後，通商口岸的繁榮，商業經濟日趨增長，涉外業務也迅速增多，這樣就需要更多的通曉外語的人才。
　　 通曉外語的人才，這對於已經閉關鎖國多年的大清帝國而言是非常難尋覓到的，於是簡單易學的洋涇浜英語一度盛行。所謂「洋涇浜英語」（Pidgin English）即商業用英語（Business English）的訛音。洋涇浜原是舊上海分隔兩租界的一條小河（今延安東路一帶），屬於黃浦江的支流。晚清在那一帶的商人經常會用夾雜著上海方言的蹩腳英語與外國人打交道。他們說的話被稱為洋涇浜英語。後來在別的地區那些與洋商接觸而操不同方言形成的蹩腳英語也稱「洋涇浜英語」。「洋涇浜」甚至成為世界上各種「混雜語」的代名詞。
　　「洋涇浜英語」如在美國人亨特的書《舊中國雜記》（Bits of Old China）中引用的如「My thinkee you country no got so fashion pa-lo-pa!」在這裏th變成了t，字尾的k延長為一個音節kee，think讀作tinkee；r變成l，pro變成po-lo，per變成pa，proper一字讀成了pa-lo-pa，語彙混亂使語義根本無法直譯，I被My代替了，第二人稱的複數your卻使用了you，連接詞that也略去了，意思成了「我?想?你們國家?不會這樣?好罷。」I can not成了「my no can」「all right」說成「all light」，「much」說成「muchee」。為儘快學會英語口語，在學習過程中出現了以漢語中的近音字來為英語單詞標音的方法。如「Let me see」說成「來脫米西西」。

　　「洋涇浜英語」是極不規範的英語形式，在發音及語法上帶著很多的「本地特色」，如中國著名藏書家、作家、編譯家周越然先生，早年最早接觸到的一本英文教材是由廣東人著的《英語註解》，他「將全書強記無遺，以為英語之全程畢也。」可誰知，在一次與美國傳教士的交談中，對方將他這一口自認為很流利的英語硬是聽成了「潮州話」，可見「洋涇浜英語」的發音有多麼的不準確了。原北大校長蔣夢麟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曾有提及教他英語的一個中國老師「英語發音錯的一塌糊塗……最可笑的是他竟把字母Z念成『烏才』」。可見當時的「洋涇浜英語」「毀人不倦」，誤導了不少學英語的人。
　　到了19世紀60年代，形形色色的外語培訓班先後建立，這其中以英國傳教士傅蘭雅主持的「英華書館」最為有名。「英華書館」又稱「「英華書院」或「英華學塾」，由寓滬外僑和上海紳商於1865年共同發起創辦，主授英語和漢語，兼授其他課程。學生年齡在10～18歲之間，全是富家子弟。上海許多買辦、商人都在此校讀過書。此後英語教學也開始漸漸走上正途，一些優秀的翻譯人才脫穎而出，如王雲五，周越然等。
　　上海人學習英語的動機可分為綜合型和工具型兩種類型，綜合型的學習者希望通過英語學習，全面融入英語系統的文化，得到該語言系統的認同；而工具型的學習者往往則是為了達到某個預期的目標，如獲得某個職位等（其實時至今日上海學習外語的人所持動機也不外乎這兩點）。外語學習並非衹是一種單純的知識行為，它與整個社會文化的發展是密切關係的。19世紀的上海處於租界時期，外國移民和投資日趨增長，促發了人們為了生存和實用的需要去掌握這種外語的熱情，因此，「洋涇浜英語」的盛行和「外語熱」的出現也是順應了時代的潮流的需要。